10月30日，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，修改稿吸纳了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“避免形式主义，可以搞突袭，增加暗访”的建议，规定“视察应采取多种形式，兼顾不同类型单位，便于代表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。

    人大代表“暗访”似乎已经不是新闻了，可稍加留意即会发现，目前的代表“暗访”多集中于社会生活领域，如代表“暗访”交通、医院、网吧、超市、餐饮店等，对于政府机关，代表“暗访”的则不多见。

    以北京为例，长期以来人大代表视察政府部门多采取事先打招呼的方式，直到2004年，才有了第一次“暗访”———2004年9月至11月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，以市民的身份对行政许可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，这次检查没有事先打招呼，人大代表不是统一坐车，而是分散“打的”前往被检查机关“微服暗查”———这次“暗访”的效果显著，事后人大方面公布的报告直指被查政府机关六大服务问题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，政府方面更为之震动，一些部门在曝光第二天就拿出了整改意见。或许正因为先前的成功经验，北京市人大考虑将“暗访”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。

    事实上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，人大有权力采取任何有利于监管的方式，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，包括暗访。相对于“明访”，“暗访”优点显而易见。“暗访”的保密性和随机性，使得被视察单位很难“临时抱佛脚”，掩盖漏洞，藏匿污点。“暗访”让人大代表掌握了监督的自主权，更利于人大代表设身处地，以普通民众的眼光进行观察，有利于发现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与疏漏，使人大监督政府的工作更务实、更契合民意。

    当然，并不是说“明访”一无是处，较之“暗访”，两者其实各有所长，互不排斥。但是，要了解真实情况，不能仅仅依靠“明访”这一种形式。其实，民主监督需要“信任式”的，更需要“不信任式”的。“明访”作为“信任式”的监督，它建立对被视察单位充分信任的基础上，即相信它的善意、相信它的道德自律，因此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互动是和风细雨的。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：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。人大代表作为监督者，应常怀疑和不信任，突然袭击式的“暗访”是保证民主监督效果的必要手段。

    对于“暗访”立法，行政机关也需以开明的态度面对。不可否认，突然袭击式的“暗访”，媒体的曝光，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尴尬，但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人大代表不留情面的较真，说到底不是为了出某个部门的丑，而是对行政机关所存在的弊病进行负责任的“诊断”，是履行正当职责。如果行政机关虚怀以对，认真反思和补救，不仅无损于行政机关的威信，反而更能提升自身的公信力。时代不同了，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行政机关而言，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，公众自发的信任就越多。

    适度合理合法的不信任，是民主政治的另外一个层面，也是我们的制度安排中常常被忽略的内容。所以，强调人大代表“暗访”，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内涵，能提升人大代表的监督水平。